说起天津市，我们都知道它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，其实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，也就是1958年，中央决定将天津由中央直辖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，直到1967年才改回中央直辖市，也就是说，解放后，天津有九年的时间为河北省辖市，在此期间，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是万晓塘。

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万晓塘的故事。

说起万晓塘，笔者是带有一丝特殊情感的，他算是笔者的老乡，早年经历也主要在笔者家乡这一带，对于这位乡贤能够为新中国的创建以及天津市的发展，作出重大贡献，不禁由衷地敬佩。

好了，我们来正式介绍一下万晓塘。

万晓塘是山东齐河人，生于1916年，早年时期，万晓塘就读于齐河县立高等小学，于1936年考入惠民乡村师范学校。

当时在惠民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师中，有一位老共产党员，名叫马滕霄，马滕霄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，在学生中发展了十余名党员，其中就包括万晓塘。在鲁北特委宣传委员赵明新的批准下，成立了惠民党支部，马滕霄为支部书记。

随后，万晓塘在内的7名党员被派到阳信县开展工作，来到阳信县流坡坞乡农学校，于9月份成立了阳信县第一个党支部，万晓塘成为阳信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万晓塘主要活跃在冀鲁豫地区，曾担任首任长清县委书记，后进入中共冀鲁豫区委，担任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。

其实，从参加革命活动以来，万晓塘就长期从事公安保卫工作，早在1939年，万晓塘的入党介绍人马霄鹏被诬陷为“托派分子”，不幸被处死，这件事对万晓塘的触动很大，因此，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，注重证据，不能轻易杀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万晓塘参与了对天津市的接管工作，并担任天津市清理积案委员会主任，在此期间，万晓塘对一些重大案件进行严格审核，工作非常细致，天津市的镇反工作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，并被公安部推广到全国。

随后，万晓塘先后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局长、天津市副市长等职务，于1958年出任天津市委书记，成为继黄火青之后，天津第三任市委书记。

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的时候，万晓塘就讲求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，因此，在升任天津市委书记后，他并不满足以听汇报的形式来指导工作，而是经常下基层，深入农村工厂，进行调查研究，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基层度过的。

大跃进时期，各地都在大兴浮夸风，放高产卫星，万晓塘却不以为然，在发现有地方进行虚报时，进行了严厉批评：“要实事求是，不能随波逐流，不能搞欺上瞒下的事。并指示报纸、电台不要刊登这类不实的消息。”

1963年，河北爆发罕见洪水，两千多万人受灾，在抗洪救灾的日日夜夜里，万晓塘始终战斗在抗洪指挥的第一线，到1965年时，天津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，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。

虽然日夜辛劳的工作，使万晓塘的身体越来越差，1966年6月在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时，万晓塘突然发烧，吐血不止，老战友、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对万晓塘非常关心，劝说他不要带病工作，可万晓塘却表示责任在身，不能休息。

1966年9月19日，万晓塘在洗澡时突发心脏病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令人没想到的是，万晓塘之死却引起一起较为严重的政治风波。

当时，天津市委万晓塘举行了多达五十万人参与的追悼会，在陶铸批准后，由新华社播发了死亡公告。毛主席在知道此事后，指出：“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，这是用死人压活人。”

当然，毛主席的意思并非不让举行追悼会，但举行如此规模的追悼会似乎是别有用心，这在一定程度上，反映了那段时期地方领导干部对那场风暴的抵制态度，康生、陈伯达闻说此事后更是煽风点火，将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已经离世的万晓塘身上，很多干部群众因此受到了牵连。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在邓小平的主持下，开始全面平反冤假错案，1979年，天津市隆重举行了万晓塘的骨灰安放仪式，天津市委宣布“文革”中强加给万晓塘的种种诬陷应予全部推倒。